孤独的英雄，张居正的改革举措

　　张居正，明朝内阁首辅，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家。那么，其改革举措都有哪些，又有哪些成果呢？一起到中国古代名人中了解看看吧。

　　政治：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

　　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

　　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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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推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

　　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